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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埔一期的开国中将,曾拒授上将衔,彭德怀赞其工作是军史奇迹

www.ophone8.com2019-09-08

  2019 党史博采

  文/何立波

  

  阎揆要是黄埔一期学生,曾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、军委一局局长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、西北野战军参谋长、军委情报部部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、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。阎揆要早年在杨虎城部,在西安事变和忻口战役中均有突出贡献,曾参与指挥冀鲁豫边区反“扫荡”和延安保卫战、西北解放战争,战功卓著。阎揆要对我军司令部建设、参谋业务建设贡献尤为突出,被叶剑英誉为“参谋工作的楷模”。阎揆要淡泊名利,在授衔时“不要三星要两星”的故事,在军内外传为佳话。

  “西安事变”中,率部镇守西安东大门

  阎揆要,曾用名阎奎耀,1904年9月11日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赤村。1924年春,阎揆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。因为家里穷,报考黄埔军校时家里凑不够路费,从邻村一个开明绅士那里借了50块银元,这才得以成行。11月9日,阎揆要从黄埔军校毕业,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,后到陕北工作。1926年8月,阎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10月12日晚,共产党员唐澍、李象九、谢子长、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,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,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。由于敌众我寡,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,为西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11月,唐澍和阎揆要来到韩城,与谢子长、白明善、史唯然组成军委,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、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。经过短期准备,以谢子长营为基础的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,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,总指挥唐澍、副总指挥谢子长、参谋长阎揆要。

  1928年初,阎揆要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,任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工作的副团长,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。1935年2月,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,阎揆要仍任团长。在此期间,阎揆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,在该团秘密建立了中共组织,营、连成立了支部,排建立了小组,并注意吸收爱国青年入党。全团党员发展到近300人,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,兵运工作搞得活跃、隐蔽。周恩来很关心阎揆要,要求“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,应加以排除。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。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,坚守部属的关系,以防外泄。余事待电信通后再告。”1936年8月,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克东去阎揆要团建立秘密电台。

  1936年12月12日,“西安事变”爆发。国民党亲日派派兵“讨逆”,西安周围重兵压境,形势骤然紧张。当时,阎揆要的特务二团驻防渭南地区。此时,汪锋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到阎揆要团驻地,信中指示:“阎揆要坚决拥护张、杨主张,坚决抵抗南京军队向西安的进攻。”并强调,“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!”阎揆要率领部队在赤水镇、渭南源一线抢占有利地形,坚守阵地,使亲蒋的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。而后,又奉命转移到蓝田,同红二十五军并肩战斗。此时,国民党“讨逆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火速派人给阎揆要送来一封密信,劝他拥蒋,事后必有重用。董钊是阎揆要的陕西老乡,又是黄埔一期同学。阎揆要断然拒绝董钊的劝说,率部仍然坚守住西安的东大门,同其他部队并肩战斗,未让“讨逆”军前进一步,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。

  忻口会战中,“在国难当头之际,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”

  “西安事变”后,杨虎城部进行了改编,特务二团改编为一○五七团,由阎揆要任团长,由亲共的谢晋生任团副。七七事变后,阎揆要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。部队临出发时,省委联络员汪锋突然来到陕西三原第一○五七团驻地,将周恩来的一封信交给阎揆要。信中指示:“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和统一战线中要起模范作用。”看完信,阎揆要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他请汪锋转告周恩来:“我们一○五七团是共产党培养的队伍,在国难当头之际,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。”

  10月18日,在忻口阵地全线危急的紧要关头,阎揆要率部赶到,奉命连夜收复已失阵地并坚守。阎揆要带领几个营长和参谋冒着严密炮火来到前沿勘察,并给各营明确任务。正在此时,日军又突破晋军阵地,直冲到阎团第一营侧后。情况十分危急,阎揆要当机立断,命令第一营营长、共产党员周益三,乘日军立足未稳,组织反击,夺回阵地。周益三举起驳壳枪,堵住溃退下来的晋军,高声喊道:“跟我上!”第一连官兵手持步枪、大刀紧跟着周益三向日军冲去。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冲击打蒙了,被迫退回原地,中国军队保持了防线。

  阎揆要乘机指挥部队沿日军退路进行反击。一○五七团官兵怒火满腔,奋不顾身,英勇杀敌。日军企图以猛烈炮火阻止一○五七团的反击。但是全团上自团长阎揆要,下至伙夫、马夫,在“驱逐日寇,还我河山!”的口号鼓舞下,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,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。日军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和燃烧弹,许多官兵被毒气熏倒了。阎揆要命令部队立刻将毛巾打湿捂在鼻子上防止中毒。二营营长、共产党员孟审言头发烧焦了,眼睛烧伤了仍继续指挥战斗。三连连长、共产党员袁致亮腰部、腿部负伤了,子弹打完了,仍举起大刀同日军拼杀,壮烈牺牲。阎揆要率部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板垣师团血战14个昼夜,虽然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以上,但所守阵地无一丧失,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威风。周恩来在见到特派员汪锋时,表扬阎揆要团说:“这一次五二九旅打得很好,杨虎城将军的这支部队很有希望。你到忻口去一趟,慰问一下全旅官兵,代表我问候他们。请转告许权中、阎揆要他们,要做好长久抗战的准备,娘子关可能要失守,太原也难保得住,你有什么事情,派人和我联系。”

  1938年秋,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国民党军队,直接参加八路军。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得知阎揆要要辞职,派说客登门规劝他留下,并表示“如放弃共产主义信仰,则可做大事做大官”。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。1938年底,阎揆要任八路军总部第一科(作战科)科长,后任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科科长,后又任军政处处长。

  为冀鲁豫军区情报和司令部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

  1940年8月,八路军总部成立巡视团,周桓任团长,阎揆要任副团长,先后到冀南、鲁西、冀鲁豫等军区检查指导工作。经过两年的巡视工作,巡视团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  1942年7月,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向军委总部请求,将阎揆要留在冀鲁豫军区工作。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求,任命阎揆要为冀鲁豫军区参谋长。根据阎揆要的建议,军区指定阎揆要具体负责军区情报系统组建工作。阎揆要首先调整充实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情报部门,还在一些县和乡建立情报站、敌工站,在伪军中物色情报员,利用各种渠道同伪军接上关系,并派出侦察员经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。随着情报系统的充实和完善,从冀鲁豫军区到太行八路军总部之间,以及湖西至鲁南之间,建立和恢复了地下交通线,经常转送过往人员。几年中,从这两条交通线,西上太行、延安,东下山东、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共达4000多人。刘少奇、陈毅等,都曾经此秘密交通线到达太行、延安。

  在抓情报系统建设的同时,阎揆要还注意抓司令部的全面建设。他提出:“第一,司令部的干部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;第二,是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;第三,是要讲求实效;第四是要强调调查研究。”阎揆要结合冀鲁豫军区的实际,相继建立值班制度、办公制度、汇报制度、通报制度、检查制度、学习制度等。阎揆要还进一步明确了司令部各科的分工:一科即作战科,协助指挥员指挥作战,保障战役、战斗的顺利进行;负责协调司令部内部以及各部队的关系;二科即侦察科,是司令部的耳目,中心任务是组织侦察,及时提供敌情地形等情报;三科即通信科,是军队指挥的神经,中心任务是保障指挥顺畅;四科即管理科,中心任务是生活保障。各科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协作的,各科内部都要有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计划,并相应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。如一科要与各军分区、各旅团的作战科、作战参谋建立纵向联系,保证上级的命令、指示能顺利贯彻执行。其他科亦照此执行。

  阎揆要领导司令部建立了办公会议制度,每天晚上开办公会议,主要内容是总结当天的情况,布置次日的工作。阎揆要每天都是最早到司令部,先做一些准备,看电报,处理一些重要事情,做到心中有数。办公会上,先是由各科科长汇报当天主要情况,对情况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,然后由阎揆要进行总结。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、政委苏振华、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领导也经常参加办公会议。自从建立办公会制度,领导既能尽快掌握全面情况,又能及时处理许多重要问题,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

  阎揆要有个习惯,凡是只要自己能干的就一定亲自干。讲话稿就是坚持自己写。每次讲话之前,他只要求部属提供素材,然后关起门来,冷静思考,精心加工,形成自己的东西。熟悉阎揆要的人都知道,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许多难记的数据,往往一口道出,从无差谬。有人曾经问过他:“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?”阎揆要说:“逼出来的,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时候,用笔记东西容易出危险,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练习用脑记,时间一长就习惯了。”

  阎揆要的工作十分繁忙,但忙而不乱,很有规律。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,常常是在吹起床号以前就打好绑腿、扎好腰带,来到操场,先锻炼一会儿身体,然后观看部队操练。每天晚上,他都工作到深夜,把起草的电文和需要批示的电报,一一办妥后才去休息。遇到重要情况往往一干就是通宵,第二天照常出操。他提倡“事不过夜、案无积卷”,司令部的参谋们都自愧不如。杨得志也非常敬佩阎揆要严谨、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品格。在司令部内部,阎揆要就像一位宽厚慈祥的兄长,与大家处得非常和谐愉快。战争年代司令部的工作是最紧张的,经常是不分昼夜。大家都在一起工作非常融洽,虽然人少工作任务重,心情却都很舒畅,工作效率也很高。每当打了胜仗,前方部队给首长送来的战利品,阎揆要总是分给大家共享。在行军打仗时,阎揆要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,自己同大家一道走路。

  彭德怀的好帮手

  1945年9月初,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担任军委第一局局长。根据当时的形势,阎揆要重点抓了四项工作:一是掌握国民党军动向,把每天的情况编印成《每日情况汇报》供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领导参考。二是掌握全军动态,及时把各战略区部署情况向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汇报;协助中共中央军委,组织10万部队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。三是总结作战经验,及时将各战场的情况总结上报。四是搜集资料为国共和谈做准备。在叶剑英领导下,阎揆要带领一局同志高质量完成了任务,叶剑英亲切称他为“参谋工作的楷模”。特别是在上党、平汉战役期间,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,保证了中央军委对战役的指挥,赢得了战役的胜利。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一局全体人员,表扬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  1946年4月,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精简整编,代司令员王世泰,政委习仲勋,副司令员王维舟、阎揆要,副政委张仲良。1947年2月,中央军委命令,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、教导旅、警备第一旅、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,张宗逊任司令员,习仲勋任政委,王世泰任副司令员,廖汉生任副政委,阎揆要任参谋长,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。3月初,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,扬言要在3天之内占领延安。在这关键时刻,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集团军番号,成立西北野战兵团(同年7月改称西北野战军),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,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作战。阎揆要积极协助彭德怀迅速组织部队抗击、迟滞敌人进攻,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。

  1947年7月,阎揆要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。自从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,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之中,生活十分艰苦,有时饭还没做好敌人就来了,只好马上转移。阎揆要了解彭德怀的工作习惯,部队每到一地,彭德怀就要马上展开工作。因此,阎揆要对司令部提出要求:指挥所一是要安全,二是要适用方便,不能有半点马虎。部队无论走到哪里,首要任务是把作战指挥系统建立起来,尽快沟通上下联系,让彭总能投入工作。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,阎揆要都亲自勘察地形,选择指挥所的位置,布置警戒,经常通宵工作。

  阎揆要还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。一天凌晨3时,二纵司令员王震发来了一份电报。当时,值班参谋考虑到彭德怀已三天三夜未合眼,现在刚躺下,而且野司和各纵电台下一次联络时间是早晨6时,时间还来得及,因而没有马上呈送彭德怀。彭德怀醒后一看电报被压了半个小时很生气,立刻把阎揆要和副参谋长王政柱等叫来询问原因。当阎揆要了解事情真相后,主动承担了责任,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。彭德怀知道阎揆要主动承担责任,这才消了气。

  1948年冬,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地区休整。阎揆要抓住这个机会,一方面组织部队整训,一方面组织司令部机关人员学习业务,亲自给大家讲课,组织编写司令部工作细则。司令部各科根据自己的专业、工作程序、参谋职责、规章制度等,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,编写工作细则。各科之间还进行相互交流。一天,通信科长刘克东找作战科长郝汀交流编写工作细则的经验,彭德怀高兴地说:“好!抓得好,我们就是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,指挥员和参谋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。”经过整训,不仅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,而且参谋业务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在加强司令部内部建设的同时,阎揆要善于在司令部和各部队间建立密切联系。部队对参谋长、司令部都很尊重,保证了指挥顺畅,首长的决策部署得以顺利贯彻。在阎揆要的具体领导下,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人员精干,工作效率高,指挥系统更加完善。

  

  ◆1949年8月26日,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。

  1949年2月1日,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,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,张宗逊、赵寿山任副司令员,阎揆要任参谋长,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。1949年9月20日,一野前委就解放新疆召开会议,制定了力争守军投降,充分准备武力解决,防止逃窜的作战方针。在进军新疆的整个行动中,阎揆要不负重托,协助彭德怀指挥,以及对军委、各兵团及各军的协调联系和具体的组织工作。阎揆要把繁重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,保证了行军的顺利进行。彭德怀对这次7万大军进军新疆的组织工作很满意,称之为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”。

  不要补授上将军衔,“不要三星要二星”的故事传为佳话

  1953年,阎揆要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。1955年6月,阎揆要任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。1955年9月,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。按阎揆要的职务、资历和功绩,本应该授上将军衔,由于干部部门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,按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计算,所以只评为中将,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。有人劝阎揆要:“你明明是1926年入党,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,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,他最了解你。”阎揆要说:“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,我们应该相信组织。”1957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,重新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计算,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,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。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,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。阎揆要“不要三星要二星”的故事传为佳话。

  1957年12月,阎揆要改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1958年秋,中央军委发出高级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。1959年4月初,阎揆要来到某部炮兵支队五连当战士。当连队副指导员介绍情况称阎揆要是副司令员时,他马上纠正说:“不,我现在不是副司令员,我是五连的一名列兵。”副指导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停了片刻才激动地说:“对,欢迎我们的老列兵!”大家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时,阎揆要头戴船形帽,身着士兵服,佩戴列兵衔,在第五连与战士们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,样样工作都抢着干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“老阎”。

 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共度难关。由于缺乏营养,加之疲劳过度,阎揆要病倒了。他的双脚浮肿得连鞋子也穿不进去,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,最好能补些动物蛋白质。身边工作人员想办法弄来一些鱼,熬成鱼汤送给他吃。阎揆要马上问:“鱼汤是哪来的?”工作人员马上说:“这是病号饭。”“病号都有吗?”工作人员说:“都有。”他这才把鱼汤喝了。当天下午,阎揆要从别的病号那里打听到午餐并没有鱼汤,立刻把工作人员叫来问是怎么回事?工作人员只好把实情告诉他。阎揆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:“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,有不少人在挨饿,毛主席都带头不吃肉,我们更不能搞特殊,把那些弄来的鱼拿给病号灶,大家一起吃。”工作人员只好照办。

  阎揆要清廉朴素,始终保持着公仆的本色,在用车、住房等方面从不搞特殊。夫人贺宏志带着孩子住在西安一个居民大杂院里,街坊邻居还以为阎揆要只是一个普通军官。建国后,阎揆要一直乘坐一辆吉姆车,车子老旧,经常出毛病,车管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一辆新车,他就是不同意。阎揆要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,从来不让他们用公家的车。在住房方面,阎揆要也是多次谦让,一直住在一套50年代盖的旧房子里,按标准面积也差一半,家庭人口多,比较拥挤,营房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,都被他谢绝了。有一次,营房部门背着他把一套新房的钥匙交给了秘书,家里人收拾东西正准备搬家。阎揆要知道后亲自找到营房部门说:“现在咱们院新调来的许多科研人员住房都很困难,跟他们比,我的住房条件强多了,咱们房管部门的同志要多想办法替他们排忧解难。”阎揆要的一席话,使营房部门的同志很感动,秘书只好把房子钥匙退了。家具都是60年代配发的,许多已很破旧,营房部门多次要给他换,他就是不肯。阎揆要还说,别看这些东西旧,修一修照样能用。阎揆要的衣食也都十分简单俭朴,内衣破了都是补一补再穿,吃饭也很简单,以清淡为主。阎揆要喜欢吃陕北的小米,但每次家乡来人带来小米、大枣,一定要付钱才肯收下。

  阎揆要最反对阿谀奉承,不跟风表态。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时,阎揆要无事从不去串门。一次开会碰上彭德怀,彭德怀问阎揆要,怎么总不见你?阎揆要说:“彭总很忙,我也没有什么事。”1959年彭德怀受批判后,阎揆要不仅在政治上对批判彭德怀有所保留,而且为彭德怀辩解:“我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党。”当有人说彭德怀打仗不行时,他也不顾个人安危,敢于公开反驳。不久,他被免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职务。

 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,当好叶剑英院长的好助手

  1960年11月20日,阎揆要调任军事科学院秘书长。当时,叶剑英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,是阎揆要的老领导。叶剑英非常熟悉阎揆要,特别是对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、敬业精神都很赏识。1965年1月22日,阎揆要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。他坚决贯彻叶剑英提出的以科研为中心的指示,要求机关为科研做好保障和服务,自己带头为科研当好后勤,尊重科学、重视人才,尽心尽力地组织好全院的后勤保障。针对军事科学院干部比战士多,团以上干部比营连干部多,高级将领多的特点,他重点抓好住房和生活管理,办好食堂,安排好家属工作和子女上学,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。在阎揆要带领下,机关逐步树立起一切为科研服务的良好风气,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。

  

  ◆1963年4月20日,叶剑英(左六)与阎揆要(左一)等合影。

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电子战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。为使我军了解和跟上这一军事领域内的新发展,阎揆要提议外军部组成课题组,对电子战进行跟踪研究。阎揆要对课题组提出要求,要尊重科学,学习现代科学技术,掌握军事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。70岁的阎揆要并不只是听听别人的汇报,看看上报的研究报告,而是亲自参加课题组的活动,同大家一块研究问题。大家反映缺少资料时,阎揆要说:“我们可以‘师之于敌’嘛,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但苏联有,我们可以向他学习。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阎揆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如此观点,使许多研究员十分钦佩。在他的领导下,课题组翻译了苏军有关电子战及其他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,为全军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。大家在阎揆要带领下,潜心研究、刻苦攻关,写出了《电子战在军事上的运用》作为外军学术特刊,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,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。当时负责作战、训练的副总参谋长李达批示:“全军进行学习。”从此,电子战问题引起了全军广泛的重视。

  1975年8月,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为军事科学院顾问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阎揆要给邓小平写信,主动要求退下来。1982年9月,在中共十二大上,阎揆要当选为中顾委委员。1993年底,阎揆要应邀亲临西安参加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,不幸摔伤,引起并发症,于1994年3月26日病逝,享年9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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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/何立波

  

  阎揆要是黄埔一期学生,曾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、军委一局局长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、西北野战军参谋长、军委情报部部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、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。阎揆要早年在杨虎城部,在西安事变和忻口战役中均有突出贡献,曾参与指挥冀鲁豫边区反“扫荡”和延安保卫战、西北解放战争,战功卓著。阎揆要对我军司令部建设、参谋业务建设贡献尤为突出,被叶剑英誉为“参谋工作的楷模”。阎揆要淡泊名利,在授衔时“不要三星要两星”的故事,在军内外传为佳话。

  “西安事变”中,率部镇守西安东大门

  阎揆要,曾用名阎奎耀,1904年9月11日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赤村。1924年春,阎揆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。因为家里穷,报考黄埔军校时家里凑不够路费,从邻村一个开明绅士那里借了50块银元,这才得以成行。11月9日,阎揆要从黄埔军校毕业,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,后到陕北工作。1926年8月,阎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10月12日晚,共产党员唐澍、李象九、谢子长、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,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,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。由于敌众我寡,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,为西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11月,唐澍和阎揆要来到韩城,与谢子长、白明善、史唯然组成军委,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、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。经过短期准备,以谢子长营为基础的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,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,总指挥唐澍、副总指挥谢子长、参谋长阎揆要。

  1928年初,阎揆要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,任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工作的副团长,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。1935年2月,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,阎揆要仍任团长。在此期间,阎揆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,在该团秘密建立了中共组织,营、连成立了支部,排建立了小组,并注意吸收爱国青年入党。全团党员发展到近300人,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,兵运工作搞得活跃、隐蔽。周恩来很关心阎揆要,要求“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,应加以排除。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。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,坚守部属的关系,以防外泄。余事待电信通后再告。”1936年8月,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克东去阎揆要团建立秘密电台。

  1936年12月12日,“西安事变”爆发。国民党亲日派派兵“讨逆”,西安周围重兵压境,形势骤然紧张。当时,阎揆要的特务二团驻防渭南地区。此时,汪锋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到阎揆要团驻地,信中指示:“阎揆要坚决拥护张、杨主张,坚决抵抗南京军队向西安的进攻。”并强调,“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!”阎揆要率领部队在赤水镇、渭南源一线抢占有利地形,坚守阵地,使亲蒋的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。而后,又奉命转移到蓝田,同红二十五军并肩战斗。此时,国民党“讨逆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火速派人给阎揆要送来一封密信,劝他拥蒋,事后必有重用。董钊是阎揆要的陕西老乡,又是黄埔一期同学。阎揆要断然拒绝董钊的劝说,率部仍然坚守住西安的东大门,同其他部队并肩战斗,未让“讨逆”军前进一步,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。

  忻口会战中,“在国难当头之际,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”

  “西安事变”后,杨虎城部进行了改编,特务二团改编为一○五七团,由阎揆要任团长,由亲共的谢晋生任团副。七七事变后,阎揆要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。部队临出发时,省委联络员汪锋突然来到陕西三原第一○五七团驻地,将周恩来的一封信交给阎揆要。信中指示:“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和统一战线中要起模范作用。”看完信,阎揆要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他请汪锋转告周恩来:“我们一○五七团是共产党培养的队伍,在国难当头之际,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。”

  10月18日,在忻口阵地全线危急的紧要关头,阎揆要率部赶到,奉命连夜收复已失阵地并坚守。阎揆要带领几个营长和参谋冒着严密炮火来到前沿勘察,并给各营明确任务。正在此时,日军又突破晋军阵地,直冲到阎团第一营侧后。情况十分危急,阎揆要当机立断,命令第一营营长、共产党员周益三,乘日军立足未稳,组织反击,夺回阵地。周益三举起驳壳枪,堵住溃退下来的晋军,高声喊道:“跟我上!”第一连官兵手持步枪、大刀紧跟着周益三向日军冲去。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冲击打蒙了,被迫退回原地,中国军队保持了防线。

  阎揆要乘机指挥部队沿日军退路进行反击。一○五七团官兵怒火满腔,奋不顾身,英勇杀敌。日军企图以猛烈炮火阻止一○五七团的反击。但是全团上自团长阎揆要,下至伙夫、马夫,在“驱逐日寇,还我河山!”的口号鼓舞下,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,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。日军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和燃烧弹,许多官兵被毒气熏倒了。阎揆要命令部队立刻将毛巾打湿捂在鼻子上防止中毒。二营营长、共产党员孟审言头发烧焦了,眼睛烧伤了仍继续指挥战斗。三连连长、共产党员袁致亮腰部、腿部负伤了,子弹打完了,仍举起大刀同日军拼杀,壮烈牺牲。阎揆要率部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板垣师团血战14个昼夜,虽然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以上,但所守阵地无一丧失,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威风。周恩来在见到特派员汪锋时,表扬阎揆要团说:“这一次五二九旅打得很好,杨虎城将军的这支部队很有希望。你到忻口去一趟,慰问一下全旅官兵,代表我问候他们。请转告许权中、阎揆要他们,要做好长久抗战的准备,娘子关可能要失守,太原也难保得住,你有什么事情,派人和我联系。”

  1938年秋,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国民党军队,直接参加八路军。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得知阎揆要要辞职,派说客登门规劝他留下,并表示“如放弃共产主义信仰,则可做大事做大官”。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。1938年底,阎揆要任八路军总部第一科(作战科)科长,后任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科科长,后又任军政处处长。

  为冀鲁豫军区情报和司令部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

  1940年8月,八路军总部成立巡视团,周桓任团长,阎揆要任副团长,先后到冀南、鲁西、冀鲁豫等军区检查指导工作。经过两年的巡视工作,巡视团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  1942年7月,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向军委总部请求,将阎揆要留在冀鲁豫军区工作。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求,任命阎揆要为冀鲁豫军区参谋长。根据阎揆要的建议,军区指定阎揆要具体负责军区情报系统组建工作。阎揆要首先调整充实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情报部门,还在一些县和乡建立情报站、敌工站,在伪军中物色情报员,利用各种渠道同伪军接上关系,并派出侦察员经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。随着情报系统的充实和完善,从冀鲁豫军区到太行八路军总部之间,以及湖西至鲁南之间,建立和恢复了地下交通线,经常转送过往人员。几年中,从这两条交通线,西上太行、延安,东下山东、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共达4000多人。刘少奇、陈毅等,都曾经此秘密交通线到达太行、延安。

  在抓情报系统建设的同时,阎揆要还注意抓司令部的全面建设。他提出:“第一,司令部的干部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;第二,是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;第三,是要讲求实效;第四是要强调调查研究。”阎揆要结合冀鲁豫军区的实际,相继建立值班制度、办公制度、汇报制度、通报制度、检查制度、学习制度等。阎揆要还进一步明确了司令部各科的分工:一科即作战科,协助指挥员指挥作战,保障战役、战斗的顺利进行;负责协调司令部内部以及各部队的关系;二科即侦察科,是司令部的耳目,中心任务是组织侦察,及时提供敌情地形等情报;三科即通信科,是军队指挥的神经,中心任务是保障指挥顺畅;四科即管理科,中心任务是生活保障。各科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协作的,各科内部都要有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计划,并相应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。如一科要与各军分区、各旅团的作战科、作战参谋建立纵向联系,保证上级的命令、指示能顺利贯彻执行。其他科亦照此执行。

  阎揆要领导司令部建立了办公会议制度,每天晚上开办公会议,主要内容是总结当天的情况,布置次日的工作。阎揆要每天都是最早到司令部,先做一些准备,看电报,处理一些重要事情,做到心中有数。办公会上,先是由各科科长汇报当天主要情况,对情况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,然后由阎揆要进行总结。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、政委苏振华、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领导也经常参加办公会议。自从建立办公会制度,领导既能尽快掌握全面情况,又能及时处理许多重要问题,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

  阎揆要有个习惯,凡是只要自己能干的就一定亲自干。讲话稿就是坚持自己写。每次讲话之前,他只要求部属提供素材,然后关起门来,冷静思考,精心加工,形成自己的东西。熟悉阎揆要的人都知道,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许多难记的数据,往往一口道出,从无差谬。有人曾经问过他:“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?”阎揆要说:“逼出来的,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时候,用笔记东西容易出危险,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练习用脑记,时间一长就习惯了。”

  阎揆要的工作十分繁忙,但忙而不乱,很有规律。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,常常是在吹起床号以前就打好绑腿、扎好腰带,来到操场,先锻炼一会儿身体,然后观看部队操练。每天晚上,他都工作到深夜,把起草的电文和需要批示的电报,一一办妥后才去休息。遇到重要情况往往一干就是通宵,第二天照常出操。他提倡“事不过夜、案无积卷”,司令部的参谋们都自愧不如。杨得志也非常敬佩阎揆要严谨、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品格。在司令部内部,阎揆要就像一位宽厚慈祥的兄长,与大家处得非常和谐愉快。战争年代司令部的工作是最紧张的,经常是不分昼夜。大家都在一起工作非常融洽,虽然人少工作任务重,心情却都很舒畅,工作效率也很高。每当打了胜仗,前方部队给首长送来的战利品,阎揆要总是分给大家共享。在行军打仗时,阎揆要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,自己同大家一道走路。

  彭德怀的好帮手

  1945年9月初,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担任军委第一局局长。根据当时的形势,阎揆要重点抓了四项工作:一是掌握国民党军动向,把每天的情况编印成《每日情况汇报》供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领导参考。二是掌握全军动态,及时把各战略区部署情况向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汇报;协助中共中央军委,组织10万部队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。三是总结作战经验,及时将各战场的情况总结上报。四是搜集资料为国共和谈做准备。在叶剑英领导下,阎揆要带领一局同志高质量完成了任务,叶剑英亲切称他为“参谋工作的楷模”。特别是在上党、平汉战役期间,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,保证了中央军委对战役的指挥,赢得了战役的胜利。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一局全体人员,表扬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  1946年4月,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精简整编,代司令员王世泰,政委习仲勋,副司令员王维舟、阎揆要,副政委张仲良。1947年2月,中央军委命令,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、教导旅、警备第一旅、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,张宗逊任司令员,习仲勋任政委,王世泰任副司令员,廖汉生任副政委,阎揆要任参谋长,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。3月初,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,扬言要在3天之内占领延安。在这关键时刻,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集团军番号,成立西北野战兵团(同年7月改称西北野战军),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,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作战。阎揆要积极协助彭德怀迅速组织部队抗击、迟滞敌人进攻,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。

  1947年7月,阎揆要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。自从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,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之中,生活十分艰苦,有时饭还没做好敌人就来了,只好马上转移。阎揆要了解彭德怀的工作习惯,部队每到一地,彭德怀就要马上展开工作。因此,阎揆要对司令部提出要求:指挥所一是要安全,二是要适用方便,不能有半点马虎。部队无论走到哪里,首要任务是把作战指挥系统建立起来,尽快沟通上下联系,让彭总能投入工作。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,阎揆要都亲自勘察地形,选择指挥所的位置,布置警戒,经常通宵工作。

  阎揆要还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。一天凌晨3时,二纵司令员王震发来了一份电报。当时,值班参谋考虑到彭德怀已三天三夜未合眼,现在刚躺下,而且野司和各纵电台下一次联络时间是早晨6时,时间还来得及,因而没有马上呈送彭德怀。彭德怀醒后一看电报被压了半个小时很生气,立刻把阎揆要和副参谋长王政柱等叫来询问原因。当阎揆要了解事情真相后,主动承担了责任,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。彭德怀知道阎揆要主动承担责任,这才消了气。

  1948年冬,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地区休整。阎揆要抓住这个机会,一方面组织部队整训,一方面组织司令部机关人员学习业务,亲自给大家讲课,组织编写司令部工作细则。司令部各科根据自己的专业、工作程序、参谋职责、规章制度等,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,编写工作细则。各科之间还进行相互交流。一天,通信科长刘克东找作战科长郝汀交流编写工作细则的经验,彭德怀高兴地说:“好!抓得好,我们就是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,指挥员和参谋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。”经过整训,不仅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,而且参谋业务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在加强司令部内部建设的同时,阎揆要善于在司令部和各部队间建立密切联系。部队对参谋长、司令部都很尊重,保证了指挥顺畅,首长的决策部署得以顺利贯彻。在阎揆要的具体领导下,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人员精干,工作效率高,指挥系统更加完善。

  

  ◆1949年8月26日,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。

  1949年2月1日,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,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,张宗逊、赵寿山任副司令员,阎揆要任参谋长,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。1949年9月20日,一野前委就解放新疆召开会议,制定了力争守军投降,充分准备武力解决,防止逃窜的作战方针。在进军新疆的整个行动中,阎揆要不负重托,协助彭德怀指挥,以及对军委、各兵团及各军的协调联系和具体的组织工作。阎揆要把繁重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,保证了行军的顺利进行。彭德怀对这次7万大军进军新疆的组织工作很满意,称之为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”。

  不要补授上将军衔,“不要三星要二星”的故事传为佳话

  1953年,阎揆要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。1955年6月,阎揆要任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。1955年9月,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。按阎揆要的职务、资历和功绩,本应该授上将军衔,由于干部部门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,按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计算,所以只评为中将,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。有人劝阎揆要:“你明明是1926年入党,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,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,他最了解你。”阎揆要说:“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,我们应该相信组织。”1957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,重新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计算,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,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。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,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。阎揆要“不要三星要二星”的故事传为佳话。

  1957年12月,阎揆要改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1958年秋,中央军委发出高级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。1959年4月初,阎揆要来到某部炮兵支队五连当战士。当连队副指导员介绍情况称阎揆要是副司令员时,他马上纠正说:“不,我现在不是副司令员,我是五连的一名列兵。”副指导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停了片刻才激动地说:“对,欢迎我们的老列兵!”大家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时,阎揆要头戴船形帽,身着士兵服,佩戴列兵衔,在第五连与战士们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,样样工作都抢着干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“老阎”。

 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共度难关。由于缺乏营养,加之疲劳过度,阎揆要病倒了。他的双脚浮肿得连鞋子也穿不进去,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,最好能补些动物蛋白质。身边工作人员想办法弄来一些鱼,熬成鱼汤送给他吃。阎揆要马上问:“鱼汤是哪来的?”工作人员马上说:“这是病号饭。”“病号都有吗?”工作人员说:“都有。”他这才把鱼汤喝了。当天下午,阎揆要从别的病号那里打听到午餐并没有鱼汤,立刻把工作人员叫来问是怎么回事?工作人员只好把实情告诉他。阎揆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:“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,有不少人在挨饿,毛主席都带头不吃肉,我们更不能搞特殊,把那些弄来的鱼拿给病号灶,大家一起吃。”工作人员只好照办。

  阎揆要清廉朴素,始终保持着公仆的本色,在用车、住房等方面从不搞特殊。夫人贺宏志带着孩子住在西安一个居民大杂院里,街坊邻居还以为阎揆要只是一个普通军官。建国后,阎揆要一直乘坐一辆吉姆车,车子老旧,经常出毛病,车管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一辆新车,他就是不同意。阎揆要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,从来不让他们用公家的车。在住房方面,阎揆要也是多次谦让,一直住在一套50年代盖的旧房子里,按标准面积也差一半,家庭人口多,比较拥挤,营房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,都被他谢绝了。有一次,营房部门背着他把一套新房的钥匙交给了秘书,家里人收拾东西正准备搬家。阎揆要知道后亲自找到营房部门说:“现在咱们院新调来的许多科研人员住房都很困难,跟他们比,我的住房条件强多了,咱们房管部门的同志要多想办法替他们排忧解难。”阎揆要的一席话,使营房部门的同志很感动,秘书只好把房子钥匙退了。家具都是60年代配发的,许多已很破旧,营房部门多次要给他换,他就是不肯。阎揆要还说,别看这些东西旧,修一修照样能用。阎揆要的衣食也都十分简单俭朴,内衣破了都是补一补再穿,吃饭也很简单,以清淡为主。阎揆要喜欢吃陕北的小米,但每次家乡来人带来小米、大枣,一定要付钱才肯收下。

  阎揆要最反对阿谀奉承,不跟风表态。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时,阎揆要无事从不去串门。一次开会碰上彭德怀,彭德怀问阎揆要,怎么总不见你?阎揆要说:“彭总很忙,我也没有什么事。”1959年彭德怀受批判后,阎揆要不仅在政治上对批判彭德怀有所保留,而且为彭德怀辩解:“我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党。”当有人说彭德怀打仗不行时,他也不顾个人安危,敢于公开反驳。不久,他被免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职务。

 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,当好叶剑英院长的好助手

  1960年11月20日,阎揆要调任军事科学院秘书长。当时,叶剑英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,是阎揆要的老领导。叶剑英非常熟悉阎揆要,特别是对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、敬业精神都很赏识。1965年1月22日,阎揆要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。他坚决贯彻叶剑英提出的以科研为中心的指示,要求机关为科研做好保障和服务,自己带头为科研当好后勤,尊重科学、重视人才,尽心尽力地组织好全院的后勤保障。针对军事科学院干部比战士多,团以上干部比营连干部多,高级将领多的特点,他重点抓好住房和生活管理,办好食堂,安排好家属工作和子女上学,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。在阎揆要带领下,机关逐步树立起一切为科研服务的良好风气,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。

  

  ◆1963年4月20日,叶剑英(左六)与阎揆要(左一)等合影。

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电子战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。为使我军了解和跟上这一军事领域内的新发展,阎揆要提议外军部组成课题组,对电子战进行跟踪研究。阎揆要对课题组提出要求,要尊重科学,学习现代科学技术,掌握军事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。70岁的阎揆要并不只是听听别人的汇报,看看上报的研究报告,而是亲自参加课题组的活动,同大家一块研究问题。大家反映缺少资料时,阎揆要说:“我们可以‘师之于敌’嘛,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但苏联有,我们可以向他学习。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阎揆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如此观点,使许多研究员十分钦佩。在他的领导下,课题组翻译了苏军有关电子战及其他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,为全军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。大家在阎揆要带领下,潜心研究、刻苦攻关,写出了《电子战在军事上的运用》作为外军学术特刊,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,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。当时负责作战、训练的副总参谋长李达批示:“全军进行学习。”从此,电子战问题引起了全军广泛的重视。

  1975年8月,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为军事科学院顾问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阎揆要给邓小平写信,主动要求退下来。1982年9月,在中共十二大上,阎揆要当选为中顾委委员。1993年底,阎揆要应邀亲临西安参加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,不幸摔伤,引起并发症,于1994年3月26日病逝,享年9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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